看厉害的人物，咱们不能光盯着他们的风光和成就。
瞧瞧他遭遇的困难，瞅瞅他受的那些冤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地理解，为啥他能成为那么了不起的人物。
毛主席以前讲过：“从1927年到1935年那段时间，我过得挺憋屈，没啥说话的权利。一直到遵义会议开了之后，我的情况才一点点好转。”
干了件大事，结果却挨了顿狠批。
八年时间里，我无缘无故背了三次黑锅。
那时候的毛泽东，到底碰到了多大的难处？
1927年9月份，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提出要用“以城市为中心”的策略，并让毛主席来带头搞秋收起义，目标是打下长沙。
我们和对方实力差太多，起义没能成功。
后来，秋收起义的队伍在文家市聚到了一起。毛主席仔细琢磨了敌我两边的情况后，做出了不打长沙的决定。
毛主席觉得，咱们那时候的力量还不够强，不能硬碰硬去攻打敌人重兵防守的大城市。咱们应该找敌人防守不那么严的农村地方，先躲起来慢慢发展，积蓄力量，同时带动农民一起闹革命。
所以，毛主席领着好几百人的队伍来到了井冈山，建立了我们党第一个可以站稳脚跟的地方，也就是革命根据地。
其实吧，这个选择真的是太对了。
革命根据地顺利建立起来了，这绝对算得上一项重大成就。
当听说毛主席已经到了井冈山，中央和共产国际那边可真是气坏了。
同年11月份，共产国际那边派了个叫罗米那兹的代表来，他领头让瞿秋白在上海搞了个会议。
在会议上，罗米那兹等人觉得，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中国的革命应该持续推进。然而，秋收起义的战略方针却与中央的策略相悖，对此，他们认为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并提议开除其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同时撤销其在湖南省委的委员身份。
对于毛主席在关键时刻做出的战略决策，即放弃攻打大城市而转战井冈山，这一行为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的理解与认可。会议甚至将其评价为“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然而，历史证明，毛主席的这一决策并非轻率的逃避，而是基于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
可以讲，这个判定相当严厉。
1928年3月份，湘南特委管军事的部长，还有省军委派来的人周鲁，他到了井冈山。他带过来的是之前开会商量好的一些决定。
那时候，白色恐怖很厉害，既没有电台，也不能带文件，所以周鲁只能靠着脑袋里的记忆来传话。可能他脑子里只晃过了“开除”这两个字，结果周鲁把“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说成了“开除党籍”，这对毛主席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你得明白，对一个党员来讲，“被开除党籍”这事儿，基本上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彻底玩完了。
毛主席听了那个命令后，心里头一点都琢磨不透，就一个劲儿地抽着烟，闷声不响。
井冈山上的人们，心里头全都不服气，搞不懂为啥毛主席会遭到那么重的处分。
自从上了井冈山，咱们的队伍从几百号人的小队伍，快速成长到了一个师加两个团的大规模。而且，咱们还在三个县里稳稳当当地建起了工农政府。现在啊，这革命根据地真是势头正旺，一片大好！
那时候，当军官的不一定非得是党员，所以周鲁就跟毛主席说，他现在不能当书记和党代表了，干脆就转去做师长吧。
遇到这样的处分，虽然毛主席心里有些想不明白，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违背上级命令的行为。身为共产党员，他果断地选择了完全听从党的安排。
那年4月份，毛主席带着工农革命第一师去支援湘南的起义。就在湘南那边，他们终于看到了中央发下来的那份正式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文件。仔细一瞧，文件里头压根儿没提到“开除党籍”的事儿。
事情水落石出后，毛主席感觉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长长地喘了口气，放松了不少。
井冈山会合后，工农红军第四军就建起来了，毛主席当上了党代表。
虽然毛主席被撤掉了重要职务，只留下党员的身份，但他并没有抱怨不停，反倒是在困难时期不断努力展现自己的能力。
后来，他当上了第四军的军委书记，带着部队接连打败了敌人两次大举“进攻”和三次联手“围剿”。
1929年的时候，毛主席带着队伍离开了井冈山，他们努力奋斗，最终在赣南和闽西地区建立起了革命根据地。
1929年5月的时候，毛主席和朱德、陈毅在一些事情上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产生不同意见的关键，其实就是谁来带兵这个问题。
朱德担任军长期间，他和陈毅等人都觉得，打仗这事儿挺实在，得由咱们当兵的来做主。
毛主席觉得，党得牢牢把握对军队的带领，必须是完全的、说一不二的领导。军队怎么指挥，得党来决定。
那年6月份，陈毅负责搞了个活动，红四军第七次大会在龙岩地方举行了。
会议上，毛主席被不少人提出了各种批评意见。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毛主席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毛主席自接触马克思主义以来，就对其深信不疑，并将之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他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批评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不仅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历史真相。
毛主席经常提到，马列主义给出了世界革命的大方向，但咱们中国的革命，得按着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搞。
其二，有人批评毛主席展现的是个人英雄主义。
因为毛主席主张党来指挥军队，并且他自己还是党的代表，所以这就像是在说“要是没了毛泽东来带头，军队可能就走不下去了”。
其三，有人批评毛主席为“家长式领导”。
其四，说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观点是批评他，这是不准确的。
所以，那次会议上，大家没同意毛主席说的“党得紧紧管着红军，得集权”的看法，还给毛主席在党内来了个严重警告。
那时候，陈毅接手了毛主席原本担任的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
会议结束后没多久，毛主席不得不暂时离开红四军，也离开了战斗的最前线。他换了个身份，成了特派员，然后去闽西地区负责指导那边的工作。
毛主席离开龙岩那会儿，情况挺惨的。跟他一起走的江华，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从龙岩走的时候，连我的马都被扣住了。我们这一帮人，那真是有点狼狈不堪啊。”
会议结束后，陈毅把那份决议案还有关于争论的资料，都递给了党中央。
文件一到手，中央立马开了个会琢磨这事儿，大家都对毛主席说的“党得牢牢管住军队”这个大方向，竖起了大拇指，觉得特别对。
那年9月份，红四军第八次大会在上杭县举行了，特别提到毛主席得亲自到场。
可他们压根没想到，从龙岩离开后，毛主席就染上了疟疾，一会儿冷得发抖，一会儿热得难受，身体变得特别差。
所以，毛主席回信说，他身体不好，没法参加那个会议。
红四军党委当时没弄清楚状况，误以为毛主席是借生病为由，还在为之前那点事儿耿耿于怀，于是又一次给了他党内严重警告，让他赶紧来开会。
没办法，毛主席硬是挺着身体，让人抬着担架赶到了上杭。大家一看毛主席那消瘦疲惫的样子，这才明白他病得真的很重。
同年11月份，红四军吃了个大败仗，士兵数量少了快三分之一，所以中央决定，让毛主席重新出来指挥。
同年的12月份，古田会议举行了，会上大家商量好，要把“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当成建军的核心理念，同时还选了毛主席来当红四军前委书记。
这个行动，为之后红军的发展和解放军的政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6月份，红四军进行了整编，赣南和闽西那片的革命根据地，慢慢壮大成了中央苏区。
1930年10月份，蒋介石在中原大战搞定后，立马带着10万大军去攻打中央苏区。毛主席呢，他带着红一方面军就迎了上去，一番激战后，干掉了敌人一万三千多人，还顺手逮住了张辉瓒，这样一来，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就被咱们给打破了。
1931年春天4月份，蒋介石让何应钦当了大头头，带着20万大军，用了一套“慢慢来、团团围住”的打法，开始了他们的第二次“围堵”。
毛主席带领红一方面军，把三万兵力集中到一起，然后用了个“把敌人引进来再打”的巧妙办法。就这么着，他们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一口气赢了五场大战，干掉了敌人三万多，成功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夏天7月份，蒋介石带着30万大军，又一次朝着中央苏区冲了过来。他不仅自己亲自上阵指挥，还特意请来了德国、日本这些国家的军事专家当帮手。他们的计划是用“多路包围、一路猛攻”的办法，打算把中央苏区给彻底端掉。
毛泽东带着红一方面军，用了个聪明的法子，就是不打强的，专挑弱的打，瞅着机会就给敌人来个措手不及。短短四天里，他们连着打了三仗，全赢了。歇了半个月，又出去打了三仗，还是全胜。就这么两个多月，他们干掉了敌人三万多人，成功打破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三次打败“围剿”后，中央苏区的地盘一下子大了好多，很快就扩展到了差不多30个县。
尽管毛主席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他并未立即获得中央的充分认可。
1931年11月，在赣南会议上，毛主席在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方面都被全盘推翻。他之前提出的建立根据地的正确策略，被批评为“不像无产阶级的想法”、“只知道防守和搞游击”、“太局限，没远见”。
会议上，博古直接了当，对毛主席的指责相当刺耳：“你就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马列理论你懂多少啊？”
会议商量后定了下来，要成立一个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呢，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总政委、还有总前委书记这些位子，就都不再设了。
这相当于说，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已被剥夺。
这次会议结束后，王明那套爱冒险的做法，就在整个根据地迅速传开了。
尽管毛主席已经遭遇了排挤，但他在中央苏区的名声还是响当当的，大家心里都有数。
赣南会议结束没多久，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紧接着召开了。在这次大会上，毛主席被大家选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同时还兼任了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
这次，是大家头一回称呼他为“毛主席”。
王明和毛主席，他们俩观点不同，到底谁说得对，谁说得不对呢？这事儿，很快就有了验证的机会。
1932年一开始，上头就下了决心，要跟着共产国际的路子走，打算去拿下赣州这座大城市。
对于那个决定，毛主席是死活不同意的，他说赣州城墙坚固，加上有大量军队防守，压根就不可能攻得进去。
不过，力量悬殊，没办法硬碰硬。就在军队向赣州推进的时候，毛主席被中央撤掉了中央局代理书记的位子。
一方面，赣州这块硬骨头咱们啃不下来，另一方面，咱们一直被堵在赣州城门外头，眼瞅着敌人就要把咱们团团围住。现在，我军可真是走到了生死一线的紧要关头。
1932年3月到4月那时候，周恩来发了邀请，毛主席就回来再次挑起了大梁。
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咱们队伍从赣州撤了出来，先是巧妙躲开了敌人的重重包围，接着出其不意地打下了漳州。在那场战斗中，咱们把国民党第49师大部给歼灭了，还顺手牵羊得到了两千多把枪、六门大炮和两架飞机，真是痛痛快快地打了个大胜仗。
尽管毛主席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他却遭受了批评。
为啥呢？
不打赣州，那就跟“拿下大城市”的策略走了反路，毕竟漳州不算大，打下来也没啥大意思，主要还是因为毛主席还是那句话，不赞成硬攻大城市。
所以，到了1932年10月，在王明主持的宁都大会上，毛泽东又一次受到了很重的指责。
在会上，大家把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策略，看作是“光等着敌人来打，太右倾了，很危险”；他主张的“往农村发展”，被认为是在“偷懒不干活”；而他反对中央“攻打大城市”的决定，则被认为“不拿党的领导当回事”。
在这次的会议中，毛主席遭遇了一个重大的挫折，他被解除了几乎所有的职务，无论是党内的权力还是军中的指挥权，都一并被剥夺。随后，他被安排到后方去“休养”。
对于那些拥护毛主席的邓小平等人，他们中的一部分被撤去了职务，而另一部分则遭受了批判。
自那以后，毛主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这种趋势持续了三年多。
后来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曾提起过：“我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足足四年的憋屈日子，就像个小媳妇似的。”
毛主席在那段被称作“小媳妇日子”的时间里，到底是怎么过的呢？
以后，毛主席在谈起往事时这样讲道：
有些人吃过洋玩意儿后，就不相信山沟里能搞出马克思主义那一套。从1932年秋天起，我没事干了，就开始翻箱倒柜，从漳州还有其他地方弄来的书里，把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那些书都翻了出来，不够的就找同志们借。然后我就一门心思扎进马列的书里头，整天捧着看，这本看完换那本，有时候还两本换着看，真下了番苦功夫，一读就是两年......他们把我这个老实人整得够呛，扔到粪坑里泡，再捞出来，整个人都臭了。那时候，别说人了，连个影子都不见上门。我每天就是吃饭、睡觉、上厕所。还好，脑袋还在脖子上挂着。
就算被贬到最低处，就算受了侮辱和冤屈，毛主席却一直没对党失去信心，也没有变得消极或堕落。他一直都在努力学习，坚守自己的原则，并且无条件地听从党的所有指示。
毛主席被免去职务后，他跟周恩来说：“啥时候需要我，说一声就行。”
虽然毛主席现在话语权小了，很多会议都不再邀请他参加，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要是让参加会议，他就一定会去；要是让发言，他才不管别人爱不爱听，都会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
在之后的对抗“围剿”战斗里，毛主席多次给出好主意，一直盯着战斗的情况，从没把自己当旁观者。
他深信，只有风吹沙走，金子才会显露出来，而且真正的金子，任凭火烧也不怕。
毛主席被拿掉所有职位后，王明就一股脑儿地学起了苏联的那一套。他非得要“守住每寸土地，到处都设防线，一步步跟敌人对着干”，直接就跟敌人杠上了。
这样一来，红军就连连吃败仗，不光损失惨重，好多特别重要的战略地方也被敌人给抢占了。我党和军队的生存地盘，那真是被挤得越来越小了。
1934年10月，他们不得不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1934年12月，在湘江那场大战里，咱们的队伍差点儿就全打光了。
到现在这地步，谁对谁错，已经没必要多说了。
要是一般人碰到这事儿，先是受冤枉，然后又看着军队老打败仗，心里头肯定会觉得没啥指望了，说不定还想一走了之。毕竟有句话也常说嘛：这儿不待见咱，总有别处会欢迎咱。
但毛主席从来都不消极懒散，他特别看重每一个到手的机会。
只要观点对头，不论得等多长时间，绕多少弯路，他都会坚持不懈地表达出来。
要是他的想法没被采纳，他就会耐心地等着，逮到机会就开口，推销自己的观点。要是真没办法，大家都不听他的，决定要干，那他也就跟着上。要是输了，他在会上还是会继续提建议。要是大家还是不买账，他就还是跟着大伙儿的步伐走。
红军连连受挫后，处境变得越来越难。他们和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通讯，也被敌人给掐断了。这样一来，在苏联那边的王明，就再也没法通过无线电进行遥控指挥了。
经过多次失败，王明之前得到的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开始动摇，他们跟李德、博古的意见出现了很大的不同。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懂毛主席，也站他那边了。
1934年12月的时候，有王稼祥和张闻天给毛主席撑腰，他参加了通道会议，然后提议咱们往贵州西边走。这个主意大多数人都很赞同。
在同一个月里，黎平会议上，博古提出的“往湘西北挺进”的方案没被大家接受。会议最后听了毛主席的意见，决定让部队转头往黔北走，打算在遵义那一带，川黔边界的地方，建个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份，在猴场开的那个会上，李德想要一个人全揽军事指挥的事儿，被大家给拒绝了。
这三场重要的聚会，给后面的遵义会议打下了很牢靠的基础。
1935年1月份，遵义会议召开了，这真的是一次救了我党和军队的关键大会。会上，大家针对第五次没打赢“围剿”的事儿，连着三天都争论得很激烈。
在会议上，周恩来展现出了非凡的自我反省精神，他坦诚地指出，对于会议的失败结果，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他也并未回避对李德与博古的批评，认为他们在某些决策上同样存在可改进之处。
博古觉得，事情搞砸了，不是因为指挥上出了啥岔子，主要是敌人那边太厉害了。
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主张，要拿掉李德和博古的军事领导位置，把红军的指挥棒交给像毛主席这样经历过很多事情的老手。
彭德怀、聂荣臻还有李富春他们都点头同意了，因为他们实在受不了李德和博古那糟糕的指挥。
在会议上，毛主席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到现在，毛主席带领的新领导班子终于站稳了脚跟，中国逃过了革命失败的命运，从此踏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实际上，早就已经证明了，真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怕火烧。
遇到冤枉、栽跟头、碰壁这些事，就像是个考验场，能把那些没自信、心不定的人给筛出去，同时也能把一个怎么都不放弃的人，真正地锻炼成钢。
遇到糟心事其实没啥大不了的，往往就是这些难关，才能真真切切地看出一个人的本事到底有多大。
其实，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碰到了不少难题，也受到了很多挑战和怀疑。
比如说在1935年3月份，苟坝开了一次会，会上大家热议了林彪提出的一个建议，那就是攻打打鼓新场。
很多人都觉得，要是能把打鼓新场给攻下来，那对红军往西边走可就有大帮助了，而且这么做也不用花太大的代价。
毛主席觉得，打鼓新场这地方地势挺险峻，周围还有好多敌人的部队晃悠。他们看着像是要往打鼓新场这边靠拢，要是咱们贸然占了这个地方，说不定就直接被敌军给包围了。
到投票决定的那一刻，结果非常明显，一边倒。
赞同攻打打鼓新场的有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二十多位同志。
在打鼓新场是否应该攻占的问题上，只有毛主席持反对意见。
因为这个事儿，毛主席特别恼火，他觉得这事儿关系到咱们军队的未来，所以坚决不退让：“如果你们非要打，那我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就不当了。”
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在会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经过深入的讨论与表决，最终决定攻占打鼓新场。同时，也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人事调整，免去了毛主席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毛主席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时分，他拿起一盏马灯，就去找周恩来和朱德。他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继续跟他们讲解自己的分析和打算。经过一番交流，周恩来和朱德终于被他说服了，表示支持他的决定。
第二天，会议又开了起来。毛主席在会上重新讲了讲现在的形势，把好处和坏处都摊开来给大家看。经过一番努力，他好不容易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意，最后还帮前敌司令部的政委把职位给恢复了。
会议一完事儿没几个小时，咱们部队就搞到了打鼓新场的最新消息。滇军那边的孙渡，还有川军的郭勋祺、周浑元、吴奇伟这些部队，都朝着打鼓新场那边开拔了。敌人来了足足8个师的兵力，明摆着是要把打鼓新场给团团围住。
这份消息让大家深切体会到毛主席那深远的战略眼光，大家都觉得，在军事指挥上，不能啥都按“少数听多数的”来，战斗时得把权力紧紧捏在一起，统一指挥。
以前，为了避免李德和博古那种独断专行的指挥错误再次发生，大家就想了个办法，叫“军事决策大家商量着来”。但现在瞧瞧，这种“商量着来”的法子也不是啥好主意。
所以，在1935年3月12日那天，中央政治局开了个会，大家商量后决定要“把军事指挥的权力集中起来”。接着，就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来专门负责这事儿，小组里有毛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
到这个时候，毛主席作为统帅的地位才算是真正站稳了脚跟。
后来，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发生了四渡赤水、巧妙通过金沙江、强行渡过大渡河、快速占领泸定桥等一系列精彩战斗。战士们翻越雪山，穿越草地，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赢得了万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经历了八年的艰难时期，毛主席三番五次被人冤枉。但他一直咬牙挺着，坚守自己的信念。最后，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大伙儿证明了他的战略眼光是多么准确。
对于那些冤枉自己，还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的人，毛主席展现出了博大的胸怀。他一直努力把能拉拢的人都拉拢到一起，就连李德、博古这些人也不例外。
所以在长征快结束的时候，像李德、博古、凯丰这些以前跟毛主席意见不合的人，也都一心一意地支持他了。记得那时候，张国焘的副参谋长李特竟然拿枪对准了毛主席，关键时刻，是李德冲上前抱住了李特，救了毛主席一命。
坚韧不拔，这是伟大人物所拥有的决心。面对困难和挑战，他们从不轻言放弃，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无论遭遇多少挫折和阻碍，他们都保持着那份坚定不移的意志，勇往直前。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正是他们成就非凡事业的重要基石。他们明白，成功的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只要心中有目标，脚下有力量，就一定能够跨越重重难关，达到理想的彼岸。因此，他们从不畏惧失败，而是将每一次挫折都视为成长的机会，不断吸取教训，积累经验，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总之，坚韧不拔是伟大人物共有的品质，也是他们能够在逆境中崛起，创造辉煌人生的关键所在。
胸怀宽广，这才是真正伟大人物的气度。
1942年4月份，新四军的头儿陈毅，那会儿被政委饶漱石给挤兑了。毛主席知道了这事儿，就给他写了封信，里头说：“遇到事儿啊，你得忍着点，多找找自己的不是，看看哪儿做得不够好，得努力提升。大局为重，只要不是啥大是大非的问题，就尽量宽恕别人。忍耐这事儿挺难的，但你要想当个政治家，那就得好好练练怎么忍耐。”
因此，咱们很容易明白，为啥是毛主席这样伟大的人物，能让咱们中国人重新挺直腰杆。
他不仅因为脑子灵光、本事大让人佩服，更因为他心胸开阔、眼光长远赢得尊重。
在这个世上，谁也没碰上过啥都是顺顺利利的事儿，啥困难都没遇到过。
遇到倒霉事儿时，有的人就开始垂头丧气，心里窝火，觉得啥都没意思，干脆就放弃了。可也有的人，他们不慌不忙地应对，心胸开阔，硬气得很，咬牙也要往前走。
毛主席，他是后面提到的那种人，而且还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
